夸美纽斯(1592—1670年)是17世纪捷克的教育改革家和宗教领袖,深信通过全民教育制度可以促进人类的和平与合作,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用于阐述此信念。他生活在欧洲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时期,吸取了当时的进步思想,崇拜人文主义,相信感觉在认识中的作用,同时又具有浓厚的宗教意识。夸美纽斯十分强调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认为在智力、德行和虔信三方面教育中,德行是最不能缺少的,并深信通过教育可以改变人的德行,认为教育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形成人的德行。在夸美纽斯的思想中,教学问题涉及的最多,似乎关于教学艺术的创见是他的主要思想,其实不然。夸美纽斯曾说:“学习科学和艺术……只是开端,不是成品,而真正的工作是智慧的学习,它提高我们,使我们得到稳定,使我们的心灵变高贵———我们把这种学习叫做道德”。他把德育看成是教学的最终目的,培养德行是学校主要任务之一。他批评当时学校忽视道德教育的现象,“虔信和德行是教育里面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可是最易被忽视。在很多学校里面,德育只占一个第二等的地位,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学校培养出来的不是顺从的羔羊,而是凶狠的野驴和倔强的骡子”。显然,在智育和德育之间,夸美纽斯更重视德育。本文对夸美纽斯的德育教育思想作一初步探讨。

    夸美纽斯认为教育是为人类未来生活作准备的,具体在现实生活中就应该熟悉万物,具有良好的道德思想。人天生具备德行的基础,只不过由于情欲和邪恶而被淹没,教育就是唤起人类固有的品德,启发潜在的道德意识,来形成良好的品德。其中道德教育所要形成的主要品德包括:持重(明智)、节制、坚忍(勇敢)和正直。“持重”应当从养成良好的道德判断入手。夸美纽斯指出:“对于事实问题的健全判断是一切德行的真正基础,这样,年轻一代就会习惯于追求正当的事情,避免追随没有价值的东西。”对道德判断力的重视是其思想的一大特点。他引用前人的话“真正的智慧在于具有健全的判断”,把道德判断失误看成是人生一切错误的根源,是人生最不幸的事情,所以健全的判断应该从幼年开始训练,使其成为人的“第二天性”。“节制”是在日常生活中培养的,教师应该在儿童的饮食、睡眠、游戏、谈话等方面注意培养他们的节制能力,严格遵循“一切不可过度的金科玉律”。“坚忍”应当从自我克制中去学习,就是要在即将犯错误的时候或者其他恰当的时候,有意控制自己产生过激的欲望,抑制急躁、不满和愤怒。实际上夸美纽斯所强调的是,学生要依据理性去行动,避免冲动的行为,“青年人格外必需的坚忍是坦率大方与忍劳耐苦”。“培养坚忍的品质还表现在交往和活动之中,青年人要善于应付社交活动,敢于正视别人,洒脱大方,文质彬彬,防止扭扭捏捏,缩手缩脚。否则,他们便会变成厌世的人、懒惰的人、碍事的人。”为此,他提出应该让儿童经常和有价值的、道德品质好的人接触,模仿伟人的言行。“正直”是人的健康道德精神的表现,“青年人应当不损害人,应当把个人当得的给予别人,应当避免虚伪与欺骗,应当显得殷勤随和,这样学习去行正直”。他认为,正直还表现为“敏于而且乐于替别人服务的态度”,而最令憎恶的恶习是自私自利,表现为只想到自己的幸福,从不想到别人,“这是人生祸乱的最大根源,因为人人只顾自己的事情,就忽视了共同的福利。所以我们必须尽力把人生的真正目标教给青年,必须教导他们,知道我们生来不是单为我们自己,而是为上帝与我们的邻人,就是说,为的人类”。夸美纽斯把上述四种品德称为“主要的”品德,应当首先培养。他强调“一切德行都应当培养到青年身上,不能有例外”,因为在道德上面,没有一件事情是能够省略的,而主要的品德是人的德行的基础,理应首先培养。

    夸美纽斯的教育思想带有浓厚的自然主义色彩。他出自对自然界的观察和对经院教育的否定,提出带有浓厚自然主义色彩的德育方法。

    首先,主张及早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夸美纽斯认为道德教育要从幼年开始,“德行应该在邪恶尚未占住心灵之前,早早就教”,就像种地一样,“如果你不把优良的种子撒在地上,它便生不出粮食,只会生出最坏的杂草”,“如果能在开春的时候把它犁一遍,撒一遍种子,耕耙一遍,你的工作就较容易,成功的希望就较大”。他希望打好道德教育的基础,使德行能成为儿童的第二天性,具体要求在儿童幼小的时候就练习饮食节制、衣物清洁、尊敬长者、信仰真理、待人正直、乐于施舍、廉恭助人、彬彬有礼。他说“树木刚一生成便长出日后为主干的嫩枝,在这最初的学校里面,我们也必须把一个人在人生的旅途中所应当具备的全部知识的种子播种到他身上”。

    其次,主张通过实践来养成德行。“德行是由经常作正当的事情来学的”,儿童只有从节制中学会节制,从说真话中学会真实,从有恒中学会有恒。假如孩子们在不断地工作或游戏,他们便能学会忍苦耐劳,因为他们只要有事可作,就可以学会日后环境需要的事,同时身心不断地变化,就可以产生一种勤奋的性情,使人非常活泼,受不了懒性的安逸。

    最后,强调为儿童树立良好的榜样和制定明确的行为准则的意义。儿童天生喜爱模仿,不论是好是坏,所以应该给儿童以良好的榜样,“父母、保姆、导师和同学的良好生活的榜样必须不断地放到儿童的跟前”。他把榜样分为书本上的榜样和活的榜样,前者显然指学生从书籍上学习模仿的东西,而后者则是指对人的模仿。“活榜样”比书本上的榜样更为重要,因为儿童生活周围的亲近人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更深,“假如父母是有道德的,假如导师是用了最大可能的小心选来的,具有优异的德行,这对青年人的道德的正确的训练,便是一大进展”。既然儿童天性爱模仿,榜样又有着巨大的作用,那么就能够避免不良环境的影响,他说:“儿童必须非常用心地避免不良的社交,否则他们便会受到传染”。他受宗教的影响,认为儿童天生具有罪恶的根源,邪恶容易浸入他们的心灵,因此要格外小心,坚决杜绝不良的社交、不道德的谈话、无益的书籍以及懒惰。除了榜样之外,夸美纽斯主张还应制定明确的行为准则,这样使榜样得以补充与强化,不过,他要求从《圣经》和智者(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的一批职业教师和学者)的对话集中寻找规则。制定的行为准则要适合儿童的年龄特征,对待幼年的儿童,准则要简单易懂,便于执行;对待青年的行为准则应具体、严格。对所有的学生,教师都要通过提出问题,如“我们为什么要反对嫉妒?”“我们应当怎样节制?”等问题,来使学生明白准则的意义。